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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
有次看电视上的一档历史节目，一位女主持人与两位历史学家讨论：生活在哪个朝代最幸福，那位女主持人说，如果让她自己选择，她宁愿生活在宋朝，因为宋朝的生活繁华，而且自由。
其实，这不是这位女主持人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一批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些历史学家们列举出了宋代这个从未形成统一的朝代的诸多好处，声称要“重评宋代的历史地位”，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1、宋代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最为民主的，实行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以法治国。
2、它的经济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胜过汉唐。
3、它的科学成就是最为辉煌的。
4、它的思想是最活跃的，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与学派。
5、它的教育是很成功的，除官学外，出现了大批民办的书院。
6、它的科举制度是最先进的，开科取士人数是唐代的二、三十倍。
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归结到底为一件事，就是“繁华与自由”。那位女主持人的“选择”其实是来自这样一批历史学家的“知识塑形”。
是的，有宋一代，虽然边疆从未停息战火，但显现出的繁华与快活，却远远超过号称“盛”字的大唐。繁华是真实的，繁华世界里人们醉生梦死的快乐也是真实的。
可是，当我们想一想这个对周边任何一个异族政权都低声下气，除了贡钱，就是叫“爹”，直至被人撵到江南偏安一隅的时刻，还那么不可救药地醉生梦死的朝代，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绝望。
难道繁华就这么重要？哪怕是被奴役、被践踏、被灭亡！
对两宋的评价，关于基本史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谁都认可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有所不同，也就是价值观的不同，但为免得遭致别人说我不了解史实，我还是不惜笔墨，顺着他们的思路，把大宋朝的繁华再讲述一遍。
唐代的城市格局为里坊制，以长安城为例，布局严整：外城之中有内城，把皇族居住区和政府机关与居民区分开；市坊分立，把市场与居民区分开；坊设围墙，把居民区划分为排列整齐的坊，便于管理与加强统治。
所以，唐长安城很像棋盘，块块分立，坊门关闭后，每块都可单独成为一个整体。皇帝和皇族居住的宫城在外郭城北部中央，北连禁苑，南连皇城，宫城和皇城以外为里坊区，共有108个方块区域，每一个就是一坊，坊的大小不一，大到0.9平方公里，小到0.3平方公里，其中有两个区域是一般坊的两倍，就是东市和西市。
长安城的坊市各门有严格的开关时间，天将明时，坊市各门开启；日暮时，各门关闭。夜晚实行宵禁，“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描写的就是唐长安城晚上鼓一敲，人们就回到坊墙里，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情形。长安城的人们就在一个个独门小院里安然而居。
北宋初期，里坊制仍被延用。但渐渐地，人们从坊内走出来，沿城市大街开店摆摊、经营买卖，坊墙最终被推倒，封闭性的坊被冲破，街巷四通八达，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渐形成，即为街巷制。在中国都城史上，开封成为第一个开放式的城市，街巷制由此取代里坊制。
南宋临安城甚至突破了相对规则的四方城的形制，其城制是历代都城中最不规范的。临安是临时定都之地，南渡人口众多，而且商贾毕集，开了许多新店铺，根本来不及好好规划，大街小巷到处熙熙攘攘，街巷制的自由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时，城市功能也已发生变化，相对于唐长安城的政治功能，宋代都城的经济功能明显增加。
宋朝坊墙倒塌之后，商业空间更加广阔，无处不在，时间上也打破了宵禁的限制，北宋出现了夜市。北宋初期，朝廷对东京夜市还规定三更以前必须结束，中期以后，夜市的时间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延长，有的夜市直至三更，才五更又开张；有些繁荣的商业区完全取消了时间限制，二十四小时营业，通宵不绝。
夜市商品五花八门，肉食、水果、饮料等各色小吃最多，每份不过十五文。东京最热闹的马行街夜市，街长数十里，遍布铺席商店，还夹杂着官员宅舍，一到晚上，灯火明亮，数十里如同白昼，车马拥挤，人头攒动。
在没有电的时代，没有路灯，夜市很不容易，全靠燃油点灯。可宋朝夜市的光景恐怕并不逊色于电气时代，马行街夜市如昼，用油之多使得即使夏天都见不到蚊蚋，因为蚊蚋恶油，根本不敢来这里。
大宋夜生活的主题是享乐，一般的酒楼常有吹箫、弹阮、歌唱、散耍的人伴奏助兴，规模较大的酒楼则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的娱乐场所，这些酒楼为了吸引顾客、笼络客人，常安排一些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雇佣妓女在酒楼作招待。
有的酒楼一到晚上竟有数百名浓妆艳抹的妓女，聚于百余步之长的主廊上，等待酒客的呼唤……宛如现代的夜总会。
这些妓女的作用主要是使酒楼的气氛更加活跃，酒楼用这种手段使酒楼内充满歌管欢笑之声，以娱乐的方式吸引顾客的到来，以致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的天气里，客人也不会减少。
夜晚酒楼、茶馆的欢笑声甚至传入深宫，传到仁宗的耳朵里，仁宗问宫人：“这是何处作乐？”宫人告诉他是民间的酒楼作乐，仁宗看到深夜宫中冷冷清清，不禁羡慕起皇城墙外东京城的夜生活来。到轻佻的宋徽宗当了皇帝，实在抵御不住市井夜生活的诱惑，竟然置六宫粉黛于不顾，和心腹太监翻墙跑到宫外去嫖妓。
宋代商业发达，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商业分工越来越细，东京的工商行业达300多个，临安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兴的行业越来越多，很不起眼的小生意都能成为一个行业。
宋人笔记记载有一个鎚石莲的行业，就是剥莲子，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数十家，每年鎚莲数百车，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或药铺，以此为生。
文化产品也是一个行业，诗歌、酸文等都可以专门出售。东京的夜市就有秀才卖诗，市民出题目买诗，有时还会指定韵脚，一般30文左右一首。
临安夜市有李济卖酸文，张人卖扇子。酸文难度比诗还大，根据随时发生的事情，顷刻成文，并要求诙谐调侃；卖扇子一般按顾客要求画一些山水画。
各行各业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行业当数酒楼。酒楼一般有大小两种，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脚店或角店。
北宋末，东京有正店72家，脚店大约有上万家，好似雨后春笋，分布密集，仅九桥门街市一段，酒楼林立，绣旗招展，掩蔽了天日。南宋临安的酒楼业更是极为发达，汴京的72家正店都是私营，临安则出现了官营酒楼。
北宋皇城东华门外的樊楼是东京七十二正店之首，共有五座楼，每楼三层，高可下视皇宫，气势非凡。内部装饰得雍容华贵，可容纳酒客千余人，也可供客人居住，是顶尖的“星级酒店”。
酒楼卖酒，也经营各种食品，是城市饮食业的龙头老大，规模大的正店更集饮食、住宿、玩乐为一体，是综合性的消费场所，消费群体遍及贩夫走卒到达官贵人的各个阶层。酒楼成为城市繁华的一个象征。
商业发达已深入骨髓，最恐怖的是，和尚都卖起了猪肉。东京最大的寺院相国寺，是有名的集贸市场，其中庭两庑即可容上万人做生意。它位于开封的中心地带，又在汴河边上，其前门即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进行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
珍禽奇兽、日用杂物、笔墨文具、衣帽头面、书籍古董、土产香药以及全国各种最好的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在这里交易的人，除了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外，还有罢任的官员，诸寺师姑也拿了自己的刺绣来卖，占满了两廊。
耳濡目染，寺内的和尚不觉间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再也无法稳坐禅床，动了凡心，办了一个专门经营猪肉生意的“烧猪院”，和尚惠明还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大厨师。
宋代的娱乐业也很发达，娱乐场所在城市遍地开花，那时的娱乐场所就是瓦子，也叫瓦舍。根据吴自牧《梦梁录》所言，瓦子就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也易散。
要满足这一特点，瓦子所处位置必定是繁华热闹之地，人员流动大，人气旺。瓦子是城市中大型的文艺演出场所，它的内部又分许多小圈子，用栏杆、绳索或幕幛围起来，就是勾栏。
北宋东京的一个大型瓦子里有勾栏达五十余座，瓦子中的一个大棚可容数千人，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大型电影院。瓦子勾栏演出的文艺节目有说唱、曲艺、杂技、魔术、傀儡戏、踏索、口技、吞铁剑、上竿、猴呈百戏、鱼跳刀门、相扑等等。
南宋临安的瓦子勾栏总数比北宋的汴梁还要多，《武林旧事》就记载了二十三处。其中北瓦有十三座勾栏，常有江湖班子在这里演出，带有流动性，你方唱罢我登台。绍兴议和后，士兵们如释重负，就要娱乐。当时的殿前都指挥使，也就是首都卫戍部队的总司令杨和王，甚至在军营旁建瓦舍，招来一批表演艺人，没事就搞文艺演出慰军。
大众娱乐生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正如王蒙先生戏言“21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形式不再是小说或散文，而是小品和段子”一样，宋朝文学的主流形式不再是唐朝的诗歌，而是自五代南唐才兴盛起来的“词”。
有道是诗庄词媚，那是因为诗是士大夫写的正儿八经的东西，词则是大众娱乐场所兴盛起来的“流行歌曲”，主要内容就是男欢女爱，势头大了，就将一切正儿八经的文人士大夫都卷进去了，纷纷以填词为能事。当时最红的词人还不是今日闻名的苏东坡，而是柳永，当时人称“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歌词”，如同有段时间的香港一样，“凡是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歌”。
今天的流行歌曲有专门的歌手来演唱，宋代的词也有职业的与专业的演唱者——歌妓，她们手持红牙歌板，在宴会酒间、歌楼妓馆浅吟低唱，好比今日酒吧里弹着吉他卖唱的歌手。
南宋出现了类似今天的旅游指南，以供人们更好地游赏。这个旅游指南叫做《朝京里程图》，就像今天的导游图，在驿路上的商店里出售。
此图以京都临安为中心，把南宋各地通往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沿途的凉亭、旅店，都标得非常清楚，大大方便了宋人的出游。看来，在宋代，旅游已成为一个专门的产业。
现在有冠以各种名头的旅游节，吸引八方来客，目的主要是经济创收。其实，宋代就有了现在发展经济才出现的这“节”那“节”，如洛阳的牡丹花节，牡丹开时，城中人都插花，连挑担者也不例外。
市民到处游赏，摆地摊的、卖唱卖艺的也出现在人多之处，热闹得像过节，直到牡丹花谢才结束。东京开封是菊花节，因为东京人家多种菊花，甚至出现了菊艺专著《菊谱》。这两个节日如今已被洛阳和开封两个城市重新拾起，成为它们的旅游招牌项目。
城市繁华，人们对物质的消费需求旺盛，尤其是拿国家俸禄的上流社会，物质消费能力强，要求商品质量高、数量多。有消费的，就要有卖东西的，商业就繁荣起来。要有东西卖，就要有制造东西的，宋代的手工业和制作业因此十分发达。
政府有官营手工业，比如生产上等刺绣、上等瓷器，主要供皇室及贵族享用。民间的私营手工业也欣欣向荣，很多来到城市的农村求职者就进了各种各样的作坊，刺绣、织锦、制瓷、造酒、制药等等，为商业的繁荣添砖加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宋代民间手工业的技艺十分高超。徽宗时有这么一件事，说的是内廷有一紫琉璃瓶，就是玻璃瓶，徽宗想用金箔片给它托里，即在瓶里贴上一层金箔片。皇家造作所的工匠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一个个束手无策。
他们认为，要把金箔片贴到玻璃瓶内壁上，必须用铁工具加热使之妥帖，可是瓶口很窄，玻璃又薄又脆，搞不好就弄坏了，都不敢试验。徽宗只好命一个宦官带着琉璃瓶到集市上去找人托里。宦官看见一个锡工用金箔扣陶器的技艺非常精湛，于是让他为琉璃瓶托里。
托好之后，徽宗大为赞赏，召见了锡工，并带他到皇家作坊去表演技艺。锡工用银筷子把金属片送入瓶中，贴在甁壁上，再慢慢向瓶内倒入水银，左右晃动瓶子，一会儿，金箔片就附在甁壁，一点缝隙也没有。来自民间的锡工巧妙地利用了水银密度大的性质，把皇家的工匠们都看呆了。
按现在的通行说法，有宋一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及分支都在隋唐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这时走到了它自身发展的最高峰。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应用，以及它们的外传，对中国以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印刷术在宋代开始广泛应用，书籍的印刷大大增加；北宋庆历年间，毕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指南针从宋代开始作为导航仪器，应用于航海。用火药制成的爆竹和焰火，在宋代已经出现，用火药制作的武器也开始被应用于军事；12、13世纪时，火药及火药武器先后传入伊朗、阿拉伯和欧洲，成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攻破封建城堡的有力武器，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宋代天文仪器的制造、历法的编修等都走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东京的水运仪象台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天文仪器。
宋代数学方面的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高阶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都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此外，地图绘制、医学理论、农业科学，以及纺织、建筑、矿冶、制瓷、造船、水利等技术部门也都有长足的进步。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实属罕见，宋代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是有原因的。试想如果皇帝厉害的话，是不会和人分享权力的，而宋代皇帝家族有病，太祖太宗以后的皇帝都比较弱，身体不好，只能请大臣帮忙做事，就开始和文官集团分享权力。文官集团分享了权力，在今天看来，他们就获得了民主、自由，有些人以偏概全，就成了宋代是民主、自由的了。
皇帝无能，与官僚集团分享权力，实质是委托官员办事、治国，凭什么人家要给你赵家办事呢？于是不仅分了权，还要以实际好处刺激官员们去办事，发高工资就是皇帝给出的一种好处，于是，宋代的官员俸禄是历代最高的。
皇帝与大臣分享权力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保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受威胁。虽然宋代的皇帝们不是多么厉害，很多事管不了也就不管了，但是对自己的天子地位还是很在意的，担心权力分给一个大臣会造成专权，于是就多分几个，让他们互相牵制。对皇帝来说，分出去的权力越分散，就不会发生人臣权倾人主的情况，他自己的位子就坐得越稳，赵家的江山也就越牢靠。
皇帝的这种考虑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增加官员数量，当时国家选拔官员的机制是科举考试，要增加官员数量，科举必然要扩招。因此宋代大力开科取士，制造出庞大的官僚队伍。结果是有宋一代确实没有出现威胁皇位的大臣，可皇帝也没坐稳位子，被外族人打下来了，赵家江山仍不牢靠。
无能的皇帝与官僚集团分权，委托官员办事，为了官员之间互相制衡，增加官员数量，再加上有时看这个官员不好，又用另一个官员，最后官员越来越多，人浮于事，该管的事谁也不管，老百姓没官管，所以就自由了，但社会也失控了。
这种情况下，里坊制维持不下去了，原本的坊墙被淘出了门洞，甚至被推倒，本来不准在街道上占道经营，也出现了侵街现象，到处是摆摊、开店的商人。
官员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对自家有好处的事还争着做，本来一个地方只允许批一个市场，但有五个官员的亲戚都想开市场，结果就批了五个市场，还有一些人没批到，于是把市场的墙也拆了，路被打通了，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街巷制就是这样取代里坊制的，商业也跟着繁荣起来。
政府管理失控，城市格局的变化是导致繁华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皇帝无能，造成了官员队伍庞大、官员工资极高的情况。官员多，钱多，自然需要消费，为了迎合消费需求，商业经营越来越活跃，导致了商业分工的细化。消费市场的主体是官员，官员多，事儿少，晚上还要消遣，于是就有了夜市、夜生活。
可见，这种城市的繁华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带来的，而是皇帝无能，用高工资养了一群庞大的官员，由于钱多，奢侈、糜烂的消费现象也就出现了，客观上造成了所谓繁华的效果。
这种繁华是致命的，宋代的疆域很小，周边无日不打仗，前方战火纷飞的时候，后方却无日不在醉生梦死地享乐。
当大宋的都城沉溺在繁华享乐中时，周边的国家又是什么情形呢？辽的朝廷捺钵中没有宫殿，供皇帝居留的只是可以移动的毡帐，仅有一些汉化的特点，装饰稍好一点；金朝创建之初，典章制度极其质朴，没有城郭宫室，即使十年之后，宋使出使金国，在其首府会宁府所见，仍是一派荒凉景象，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凌乱地散落着百十来户牧民，毫无建制可言，几个土包围着一块丈余高的地盘，大约三四顷，不到一平方公里，皇城就在这上面；辽和金都没有像样的宫殿、城市。
西夏稍好一点，元昊称帝后，修造了宫殿、庙宇，所以也只有西夏留下了皇陵遗址，但元昊称帝之前，西夏人也都是住在毡帐里。相比宋朝，这些周边国家都很简朴，特别是金，称得上简陋，可就是它灭了北宋。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繁华导致堕落，简朴才能打胜仗。
南宋临安比北宋汴京还要繁华。临安就是“临时安置”的意思，是一个临时的都城，官员是逃难过去的，高宗皇帝也曾被政变军官软禁，更没人管事，城制更乱，所以更加“自由”、更加繁华。
此时，不仅徽钦二帝在金国当俘虏，北宋皇室在巩义的祖坟也被人刨了，诸陵遭盗掘，哲宗的尸骨被挖出来，曝露于日晒雨淋之中，一个大臣看到后，心中不忍，才脱下衣服把骨头裹起来。
距北宋灭亡仅十余年，昔日庄严肃穆、蔚为壮观的北宋皇陵已呈现一派萧瑟凄冷的衰败景象，而临安依然是“西湖歌舞几时休”，勾栏瓦肆比汴京还多，军人都被娱乐毒害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娱乐至死。
在宋以前，中国文化是扩张的，在扩张过程中获得的繁华是民族精神健康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曾经号称盛唐，那个时候的人民是进取的、质朴的，没有那么夸张的享乐，繁华是伴着土地、疆域、资源总体的增加而来的。而宋代在国土萎缩、四面楚歌、每天挨打的情况下，还能醉生梦死，中国文化由此走向了内敛，失去了创造力，中国最健康向上、张扬的东西没有了。一想到这些就让人心碎。
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峰，在当时世界史上，它无可置疑地居于领先地位，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是对民族、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其实，宋代的繁华、奢侈，把中国文化推进到了糜烂的程度，而且这种文化随着街巷制的沿袭而流毒不止，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条件地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这种东西一直延续到了元，延续到了明，延续到了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毒害就是这样造成的。
现代的人说起宋代的繁华会艳羡不已，以为自己在那时繁华的社会中当个平民，也会享受到幸福快乐，其实，那时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并不快乐。
确实，有少数人是幸福的，那些考上科举的人幸福，因为考上科举就当官了。但考上科举的人再多，毕竟也是少数，每年录取几百人，可全国有一亿人。这就注定每年那几百人是幸福的，而剩下的九千多万人都在干力气活，他们是痛苦的。
宋代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很多人涌入了城市，农业的压力增加，但农业生产力本身没有本质的提高，比如单产增加并不显著，虽然引进了占城稻，但只是多种了一季，而不是一亩地在一季里的单产提高。
这也是在城市化与粮食供给的压力之下，没有办法才采取的措施。其后果是农民的劳动强度加重了，本来一年种一回地，现在一年种两回地。另一方面，当时疆域比过去小，可是耕地面积比过去大，土地的负担加重了，地力下降；而且本来这地是可以闲着长草、长树的，现在都变成耕地，森林遭到破坏，对我国整个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农业生产的幅度不高，但赋税成本又很高。国家财赋取之于民，却没有多少用之于民，相反是用之于官，更把税收的十分之六七用在军队。宋代军队数量很大，仅都城驻军一般就有二三十万，可是军队玩寇养威，借着打仗老要军费，要了军费不打仗，却花钱去娱乐。
纵观宋朝一代，没有打过大仗，所有的战役里面，宋军阵亡没有超过五万的，一般都是两三万人。秦代白起与赵国作战，一次大型会战参战总兵力就上百万人，仅杀战俘就是四十万，那才是大决战。宋代一个像样的仗都没打过，都是稀里哗啦就被人打败了，尤其是金灭北宋的时候，几乎没打仗，就请了个道士在城头做了个法，金兵来了，宋兵一哄而散，剩下的十几万军队立马就转为草寇。
花了十分之六七的税收，养了上百年的庞大军队，打起仗来却一触即溃，为什么呢？
腐化！
军队中有营妓，有娱乐场所，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老百姓付出高额赋税供养军队，军队却保护不了国土和百姓的安定，老百姓承受着多重痛苦。
堕落的繁华有人是乐于享受的，或许当时90%的官员都是高兴的，比如，秦桧是高兴的，张邦昌是高兴的，贾似道是高兴的；然而，也有些人不高兴，岳飞不高兴，宗泽不高兴，辛弃疾不高兴……
那些正直的优秀的人都是痛苦的，谁痛苦？王安石痛苦！他要搞改革，这帮人害怕他真搞起来，破坏他们享乐，自己也跟着受罪，所以就反对变法；宗泽是痛苦的！
敌军来了，一个兵也没有，让自己留守的时候只能招募草寇，草寇朝廷还不承认；岳飞是痛苦的！想北伐，被这帮人给害死了；辛弃疾是痛苦的！想北伐不能北伐，只能痛苦！
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最有血性的人都是痛苦的。而像柳永那样只会吟诵风花雪月的人是快活的，考不上科举，也没有心思去治国平天下，于是在妓女堆里醉生梦死。
检点历史，那些快活的人留下了什么？大片的国土沦丧，皇帝的宗庙被毁，所有的同胞全被金人、蒙古人奴役、践踏，在这样一个时代，宋代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怎么治理好国家的，可当时的国却被治成那样，满篇谎言！
留下了柳永，唱个曲儿，我们是要那几个小歌曲，还是要那辽阔的国土？是要每个人自由说汉语的权力，还是要人家用皮鞭来奴役你说胡语（就像日本侵华占领东北后奴役东北人说日语一样）？
宋代除官学外，还有很多书院，看起来热闹，但实际效果却是不成功的。好的教育应该教育出来优秀的人，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担当起责任。可是，宋代的学校、书院是多了，敌军来的时候望风而逃的人也多，没有几个像样的忠臣烈士。
为什么金国能用不到二三十万的军队，蒙古人也只有二十万军队，就可以把整个中国拿下？只有一句话可以解释，老百姓支持！所有中原的老百姓已经支持外族了，欢迎他们来统治，因为自己这些官员太腐朽了，太糜烂了。
到了南宋反攻金人，老百姓支持金人，不支持宋人，汉族人要建立政权，老百姓不接受了，宁可让少数民族统治。这说明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民还保持着天然的健康，蒙古人征税低，我就支持。
宋代的覆灭和罗马帝国的覆灭是一样的，罗马帝国晚期，蛮族人进来时，罗马的妇女敞开城门欢迎，罗马的男人已经治不了国了，不如让蛮族来统治。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也已经腐朽糜烂了，人民只能自己重新选择新的健康的力量。
宋代的教育是失败的，严重的失败。
教育首先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无从谈教育。宋代的理学包括新学、关学、洛学等等，都没有什么新思想，无非是忠君，说说大话，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为天地立过什么心？为生民立过什么命？继过什么绝学？开过什么太平？什么是天地之心？什么是生民之命？什么是往圣绝学？这些问题，张载回答过吗？宋儒回答过吗？没有做过实事，甚至没有回答过，这算是真学问吗？
宋朝的名儒是很多，但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真学问，只会千篇一律地空谈性理。我们认真读读就会发现，宋代对中国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创见，注定其教育也是失败的。没有培养出健康的人，没有培养出负责任的官员，没有培养出真正有文化担当意识的人，教育就是绝对失败的！
当然，这个朝代覆灭了，留下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漂亮文字，但是，那只能忽悠一些书呆子，打动不了解其就里的人。
宋代科技，以三大发明而论，印刷术，此前就有了，唐代就有雕版印刷，有没有活字印刷，很难讲，也许有，只是没有记载；指南针，传说中黄帝战蚩尤就用到了，早就有；只有火药，根据宋代记载，是由炼丹术发现的。
一个简单的结论：并不是科技到了宋代就突然发达了，也不是宋代的所谓自由带来了科技发达。而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此前已经有的东西，在宋代应用得比较多，而且有了记载；二是宋代离我们比较近，文献保存得比较好。未必那些东西在唐代、在汉代就没有应用，只是没有记载遗留下来。
宋代仍然没有科学理论上的突破，沈括研究十二节气历，还是不清楚月亮和太阳等天体运行的规律，不是伽利略体系，不是基于力学基础上的现代天文学体系，现在的太阳周期是基于力学原理，用数学公式算出来的，而沈括只能根据经验观测出来，也谈不上天文学的理论高度。数学上更没有，那时候只能叫算学，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
在实践上，宋代科技也没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火药是宋人发现的，也并没有在战争中发挥优势，帮助大宋赢得战争；航海、造船技术进步，倒确实制造了海船，但是没有远洋到其他国家征战，也没有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宋代海船大，其实可能是唐代也有，只是没发现，全烂了。
还有一点，说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达，也值得怀疑。宋代是造了好多大型海船，但不足以成为海上贸易的证据。当时的原始出发点是给皇帝逃跑时用的，金兵南下时，就有人建议赵构坐船从海上逃跑，元兵南下时，这种论调又起，而且，最后还真的乘船逃往海上，但还是没有逃过灭亡的命运。
有学者推测在广东阳江市打捞出的南海一号不是商船，而是官船，乘坐其上的正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陆秀夫一行，准备外逃到越南去。不管这个猜想正确与否，造大型海船供皇帝和大臣们从海上南逃的史料记载是十分清楚的，无法否认，这就是南宋海船大的真正原因。
历史时刻在被重新评价，关于基本史实在无数次翻来覆去的评价中也几乎被折腾得明明白白了，历史永远不会改变，但人们的观念却总是在变化中，所谓“重新评价宋朝”的呼声其实是对那种导致糜烂的繁华的无条件的向往，而且有日益壮大的趋势。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另一种价值观：不是所有的繁华都是进步的，只有健康向上的繁华才是进步，而在苟且屈辱的环境下，仍过着纸醉金迷繁华生活的，则是堕落与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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